刘永好讲述他与改革的故事。新华网 郭小天摄

我们几个兄弟在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的时候相继大学毕业，几个兄弟都想做点事儿，那时候我们发现国家开始变了。我们本来想做音响生意，找到县委书记征求意见，被告知这是“走资本主义道路”行不通。现在我想大概是因为这个想法提出得太早了。

1982年开始，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。当时我找到县委书记，说我们愿意到农村去，把先进科技带到农村做一些尝试。县委书记说好，但是有一个条件希望我们每年带起来10户专业户。

我们领了这样的任务到农村去，从养鹌鹑、养鸡开始。我们养鹌鹑比较多，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鹌鹑养殖基地。到今天一晃36年过去了，再看看国家改革开放40年，是从农村起步，我们那个时候也是从农村起步，几乎参与了整个国家农村改革的每一个过程。

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，以前总说有8亿农民。那个时候农村特别穷，城市人既有收入又有粮食，但农村丰收的时候生活好，欠收的时候情况就很惨。

联产承包责任制使粮食从不够吃到够吃，确实了不起。刚才讲了一件事，1979年的时候说不能养鹌鹑，到了1982年说可以养了。我们就开始养鹌鹑、养猪、养鸡，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做饲料、养猪、养鸡。我们一直红红火火地做到86年、87年，做得非常好，很多领导到我们那儿参观，给我们很大的鼓励，我们很振奋。

刘永好在参事讲堂现场。新华网 郭小天摄

到了90年代初，突然出问题了。以前办事特别好办，那个时候办事特别难办。买粮食买不到，运输不给我们，说我们走资本主义道路。

我们几个兄弟商量，既然说我们走资本主义道路，如果我们决定做个开明的商人呢？于是，我们几个兄弟一致决定，由我跟我三哥一块找到当时的县委书记，就是当时支持我们带科技下乡的那位书记。

我们问书记，现在国家是不是不允许我们这样自己干？如果真是这样，我们把我们的摊儿（四川方言，企业的意思）交给政府。那个时候我们的销售额已经差不多一个亿了，而且一年有一两千万的利润，有上千的员工。我说不要了，交给政府，但是我们对工厂有感情，能不能交给我们继续管，我们领工资算了，我们做一个开明人士，行不行？

县委书记听完我们的说法之后一句话没有说，闷了大概几分钟，叫我们坐下。他说永好，有些事儿我也不是太清楚，但是我觉得你们把科技带到农村发展产业，养鹌鹑、养猪，做饲料没有什么错，我不收你们的摊儿，也没有政策，你去悄悄地干，不要声张，也不要说是我说的。

就这样，我们坚持下来。过了一年多，中央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，我们已经积累了那么长时间，所以一下子就做起来了。在全国各地建工厂，收购兼并，一下子就是30多个工厂，成为了中国最早的私营企业集团。

因此，我们中国的农村在发展，农业企业在发展，跟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息息相关。（编辑：周佳苗）